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在他漫长的科学人生中，钱学森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卓越功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懈探索、殚精竭虑，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的优秀党员钱学森诞辰110周年。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追寻一位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壮大做出卓越贡献的爱国科学家的历史足迹，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钱学森，1911年1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从1923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他就立下了要用所学的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赴美留学，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远赴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被誉为“航空鬼才”的大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学习航空理论。1939年获得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校任教。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后来还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由于受美国麦卡锡浪潮的影响，被美国政府无理拘押，并限制回国。
1955年10月，被美国政府监禁长达5年的钱学森经过不屈的抗争，冲破重重阻扰，在祖国的营救下，得以回国。当船离开美国时他说：“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既是他冲出牢笼、渴望回到祖国的肺腑之言，更是他留学二十载，终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人生誓言。
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望着百废待兴的祖国，他迫切希望自己早日融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份子。他把如何成为一名员作为自己的第一个任务，期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自身的人生理想。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5年来所呈现的繁荣发展壮丽景象让他感到惊讶，与他1947年回国探亲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蒸蒸日上，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中国在中国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的领导在国家发展中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的领导。党的事业伟大而光荣，而他个人只有依靠党组织，参加党组织，才能让“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他一定要尽快向党组织靠拢，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回国不久，钱学森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并且实现了入党的愿望。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在多次深入剖析思想认识，并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所里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真诚帮助后，填写“入党申请书”，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1958年10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支部召开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全体党员都同意钱学森入党。次年11月12日，力学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钱学森转正。钱学森成为中国的一名正式党员，这让他激动不已。此后50年无论是“两弹一星”事业还是金色晚年的科研工作，或是日常生活，他完全按照一个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永远跟党走，为党工作，毫不贪享私利，把个人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与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奋学习，刻苦钻研，书写了一名爱国科学家、一名员灿烂辉煌的人生篇章！
1955年10月28日，从美国返回祖国的钱学森（左一）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等迎接
1955年初冬，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
面对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十分落后、人才极为匮乏，甚至第一辆汽车都没有造出来，除他之外更没有人见过导弹长什么样的现实，他不辱使命，敢于担当，带领中国航天人艰苦奋斗、勇于攀登，使“两弹一星”事业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行的发展规划……
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点上，无不体现着他敢于担当的胆识和气魄。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苏联撤走全部专家，研制工作陷入了困境。元帅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坚定地说：“能，当然能。”在苏联专家撤走仅仅83天后，在他领导下的“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了举世震惊的“两弹结合”热核试验。在导弹与对接现场，钱学森和元帅等领导谈笑风生，直到与导弹对接操作全部完成他才离开。作为这次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他的无声行动给现场操作官兵以极大的信心和力量，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982年退出国防科技一线的钱学森，把科研工作迅速转到一个充满荆棘和风险的新领域—社会科学研究。他认为科学技术不单单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构建了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关系，其阐述的科学技术十一大部类，从纵向分为三个层次，而其最高层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人员，活着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他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都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
他姓钱却不爱钱，钱学森把一生获得的几乎所有奖金和大笔收入都捐了出去，或者是交了党费。1958年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给学生上课时，发现很多学生家庭条件不好，连计算尺都没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在美国所著《工程控制论》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稿费，加上购买的公债共计11500元，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给学生买计算尺和其他教学设备。1994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支票还没有拿到手，委托书都已经写好，把钱捐给了中国科协促进沙产业高质量发展基金，造福西部人民。在他的一生，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他不恋权，钱学森本人说过，要不是工作需要，他什么官也不愿当。他不仅主动坚辞五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科协第三届主席、学部委员等职务让位给年轻人，就连对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也是这样。组织上多次要给他换房子，他都婉言拒绝，并且说“我现在的条件比同船回国的人好多了”。他一直居住在航天大院一个普通单元房子，直到去世。
一直以来，钱学森把自己当成普通科学技术人员，只想为国家做点事情。1991年钱学森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他在领奖发言的时候提到，他一生中有三次无比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早年在国外时，在学术上超过了自己的导师，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第二次是实现自身多年的愿望，于1959年加入了光荣的中国。第三次是中央组织部把他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以及史来贺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员的优秀代表。
当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时，他马上纠正并多次重申，“像导弹航天这样的‘大科学’，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还是那句话，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作为一名员，钱学森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和目标，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始终坚信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而且十分注意从党报党刊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掌握国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乃至世界风云变幻的方方面面。
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从1958年创刊号，到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直至去世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等八份报纸是他每天必读之物。几十年来他从始至终坚持亲手做剪报，共有629袋之多，剪报资料近十万份，所涉及的内容之广泛让人叹为观止。
、同志讲话等，他不仅认真记录，而且领会深刻，活学活用，贯彻在自己的实际在做的工作中。与此同时，他还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凡有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单位发来的意见征询稿，他都非常认真地阅读，积极给与科学的建议。平时也经常把自己科研工作的新成果、新思考当面或写信向或相关的单位反映。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品质，使他的思想不断升华，境界逐步的提升，从早年的一位爱国者，成长为一名员，并进而成为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