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用芯片对中国进行制裁时，网上有句话，“中国连两弹一星都能搞定，还怕搞定不了芯片”，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听起来也十分提气。

  确实，“两弹一星”工程不单单是我国国防的基石，在此后，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困境，“两弹一星”工程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在许多人心目中，美国的“两弹一星”靠的是德国流失的天才科学家们，而我国的“两弹一星”靠的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从宏观上看，这样理解也不算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中国“两弹一星”工程中高科技人才的决定性作用，而指望靠“两弹一星”精神搞出中国高段芯片，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我们有必要拨开口号的华丽面纱，去看看“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最终的原因，然后去指导我们现在的科技工程，如先进核能、芯片、材料……

  美国的“两弹”工程中，费米、泰勒这些鼎鼎大名的顶级科学家，让人们看到了科学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我国科研人员的水平绝对不输美国的科技团队。

  我们熟知的钱学森，早在回国之前，他就是美国的顶级科学家。例如，他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为飞机在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照，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高亚声速飞机设计中采用的公式是以卡门和钱学森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空气动力学我们或许不懂，但是能用自己名字命名公式的科学家，其含金量大家都懂的。

  再说王淦昌。王淦昌是一位天才科学家，在德国留学不到半年，若不是因为老师错误阻拦，王淦昌很有可能会因为发现了中子而获得诺贝尔奖。此后，美国科学家费米在论证中微子时，一份重要的参考数据就出自王淦昌之手。在抗战时期，美国科学家利用王淦昌提出的观测方法，发现了中微子。

  上世纪60年代，王淦昌在苏联的物理研究所，发现了玻色子。王淦昌在献身“两弹一星”工程时，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并且已经取得了诺奖级的发现。

  像钱学森、王淦昌这样的顶级科学家，随手查阅“两弹元勋”的简历，就会发现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如郭永怀，钱学森师弟，二人同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难题，郭永怀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由此郭永怀举世闻名。

  又如钱三强，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多项重要成果，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了科学的解释。

  可以说，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家团队，不输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科学家团队。甚至，考虑到中国艰苦的研发环境，中国科学家团队只有比美国科学家更优秀，才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成功研制“两弹一星”。

  荧屏上，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我国的落后、科学技术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艰苦，仿佛只有苦和穷才能搞研究。这其实是片面的，在真实历史中，新中国对这些科学技术人才，从来都是按照高标准的待遇来的。

  图一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份文件，能够正常的看到，特殊技术人才是按照部级待遇来的，至于一般技术人才，待遇也可以跟局长持平。

  我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建国后虽然国家条件有限，但还是尽最大努力照顾科学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下图是杨 绛先生于1956年的工会会员登记表（注：图上是杨绛先生的真名）。

  这其中有几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细节：第一，成分是“知识分子”四个字，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区分的符号；第二，杨绛的职位是“社科院外文所三级研究员”；第三，工资是241.5元。

  1956年241.5元的工资大致相当于“行政八级”，“行政七级”就是正部级干部了，月收入280元（图3）。

  结合上图，能够准确的看出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的待遇就是部级水平。再看1956年军队方面的待遇，能够正常的看到月入200多是少将的水平。（图4）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杨绛的名气还不大，要等到1978年出版《堂吉诃德》中译本、1981年出版散文集《干校六记》，这时候她才算真正有一点“大成果”出来。可以说五十年代一个社科院三级研究员，就有副部级、少将对等的待遇，国家对于知识分子从来就没亏待过。

  再比如钱学森老先生，国家待他的水平是按照“国士”级别。钱老回忆刚回国的时候工资350多，加上补贴能有500多，三年困难时期补贴少一点，也有450。对比上图，能够准确的看出钱老元帅级别的待遇了。

  钱老去西北的时候，王震将军特意还关照过，钱老生活的一切标准就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只许好不许坏。

  关于王震将军，还有一段故事。王震曾向毛主席请示过关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主席对他的回复是“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当时，毛主席的工资是按照上图594元的待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席主动提出把工资降为三级，每个月404.8元，这个工资主席一直拿到逝世。

  1963年钱老感觉自己工资太高了，向上级写信要求降低工资——取消自己一个月100元的补贴，350元基本工资按比例降低。（图5）

  电视剧《功勋》中，有一个镜头：于敏一家买不起烤鸭，在烤鸭店前踌躇，这个情节让很多人误认为我国政府对科学技术人才关怀不够。但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与回国前就名声大噪的钱学森不同，于敏是从中科院助理研究员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助理研究员的岗位工资不可考，但是于敏后来升任了副研究员，月工资标准就到了180元。

  参考杨绛那个三级研究员的待遇，我们大家可以推测助理研究员大概100出头——在当时比普通工人好，但也只能算小康之家，所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有可能手头紧买不起烤鸭的。

  “两弹一星”工程中，科学技术人员往往都被像宝贝一样呵护。在讲述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电影《横空出世》中，科学技术人才的吃、穿、住、用都是最好的。甚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需要煮树叶，也是把最嫩的树叶分给科学技术人员吃。

  当科学技术人员要求降低标准，与普通战士吃一样的东西时，主管的军方领导甚至以军令让科学技术人员吃得好点。

  对科技人员的尊重和照顾，使得科技人员没有后顾之忧，怀着感动与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的研究工作中，保证了我国“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

  当然，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至暗时刻”。只是，老一辈科学家们以身许国，他们胸怀祖国，时刻为祖国未来筹划，他们的“至暗时刻”，绝不是物质上的困乏。

  例如于敏，他的“至暗时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学校招生中只有一个人报考了他的研究生。这一段内容是他对友人亲口所述，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5年01月14日题为《科学的星光黯淡时》。（图6）

  正如作者所述，如果这些科研工作者们真有什么“困难”“窘迫”“黯淡”的时候，那也是在“造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而绝不是科学家比毛主席工资还要高的年代。（图7）

  正是由于国家对人才的这份尊重，才使得老一辈归国的科学家们，自愿牺牲自己科技上已有的成就，全身心的服务祖国的需要。

  我国材料学泰斗在一次采访中讲到，他回国是，组织上让他去搞实践，设计生产线、培养工程师。

  老先生回忆说他当时也进行了思想斗争，因为他毕竟是搞科研的，在美国也是拒绝了人家丰厚待遇和一个实验室主任回国的，回来之后搞工程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暂时放弃科研梦想。

  但是当时国家基础差，工程技术人才非常稀缺，于是他决定还是走上了给国家培养工程师的道路。

  七十年代，我国虽然依旧发展艰辛，但王启东当时给组织上建议，要发展氢储能技术，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他的建议组织上很看重，从国家到浙江省再到浙江大学，都给予了全力支持，建立了氢储能实验室，王启东成为了负责人。

  现在浙江大学的氢储能研究，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说明我们的祖国很重视技术类人才、科研工作者们的建议的；甚至像吴晗这种人，当时力主要挖定陵，最后不也给他挖了么，结果还是郭沫若黑锅背下来了。

  王启东老先生这一个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国家需要的时候你毅然回国，放弃科研梦想给祖国培养工程师；国家有条件时，你的建议组织上很看重，让你的知识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颇有一种“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的感觉。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就离不开人才。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极大的诚意对待人才，科学技术人才以国家信仰和投桃报李之情，才让我国七十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如今，我们更需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