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王勋年是我国空气动力学专家、总装某基地研究员。他扎根川西北大山深处有27年，主持和参与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90余项，探索掌握了13项具有重大科研应用价值的低速空气动力试验新技术，用青春和智慧为祖国的空气动力学事业谱写了一曲壮美的风雷之歌。7月22日空气动力专家王勋年接受新华网专访，畅谈他的风洞人生。
王勋年：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是搞空气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是什么呢？它就是研究空气和物体的相互作用，比如说飞机就是在空中飞行的一个物体，它和空气有一个作用，飞机之所以能够飞是因为飞机速度很快，跟空气之间有一个作用，靠气流的力把它托起来，所以空气主要是研究空气和飞行器作用力的，这叫空气动力。
什么叫风洞呢？我们搞空气动力学难在哪儿呢？因为空气看不见、摸不着，要测量也不容易，尤其是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你去测量很困难，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把飞机做成一个模型，类似于这样的，或者更大的模型，让它固定在一个实验台上，用高速的气流来吹它，这样就能够达到飞机受到气流的作用力。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就是相对运动的手段，飞机不动，让气流高速运动，吹到飞机上，所以我们叫吹风，这样就能够得到气流的作用力。产生气流的速度，那就需要专门的一套装置，这个装置就是要产生很强的风，所以就叫风洞。
风速度能够多少呢？低的风速，可以到每小时100公里，200公里，最高可以到25倍音速的气流。形成告诉气流的管道装置，要专门建造地面的实验设施，这个设施一般是很长的管道，就像洞一样，因为在洞里面可以产生很强的气流，这就叫风洞。
王勋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气流，离不开风。风洞跟大家很多日常生活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大家日常要坐飞机去飞行、去旅游，那你乘坐的飞机设计研制就一定要通过大量的风洞实验。
比如现在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高层建筑物，比如东方明珠，它在台风来的时候，受到风阻很大，这样我们就在风洞进行研究，看它有多大的承受力。还有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塔，它也在我们风洞里做了很多实验，看风对它有多大作用力。还有就是小汽车已经很普及了，实际上很多汽车，为了让它有比较好的性能，就是风阻比较小，流线型比较好，保持比较好的稳定性，也要在风洞里进行实验，所以跟大家日常生活都是紧密关联的。
王勋年：首先一个基础就是要产生气流的管道装置，大型试验设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试验平台。有了这样的平台以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做飞机的模型，这个风洞可以做的很大，但是毕竟不能太大，所以飞机只能缩比，变小，然后放到风洞里进行实验。所以我们要专门设计制造用于风洞实验的模型，它的形状和线;比如说我们ARJ飞机，那个模型有可能可以做到1：7、1：8左右。还有就是有了这个模型以后，比如飞机受到的力要测下来，那就需要一套很精细的测量设备，比如说它受到多大的升力，多大的阻力，有时候还要测量翅膀上的振动。再有就是飞机飞行时，它会有不同的姿态，有时候角度很大，有时候角度很小，有时候要转弯，所以还需要有一套装置能够模拟飞机在飞行时各种各样的姿态，甚至还要模拟它受到气流扰动的晃动，都可以做。
环节主要就是风洞、飞机试验的模型，再加上测试设备，还有就是保证实现飞机在天上各种姿态的装置，也就是这四个环节。
王勋年：我们的祖国经过建国以来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业战线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努力，基本上建成了由低速风洞、高速风洞、超高速风洞的风洞群，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的祖国航空航天以及民用空气动力学试验的主要要求。这些设备的建设也是几代的空气动力学工作者，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建设出来的。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祖国现在最大的低速风洞是8米×6米风洞，这个风洞长有240多米，建设这个风洞是在上世纪70年代，正是处于我们的祖国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为了产生这么大的风，我们用大的风扇电机来吸气产生这个气流，当时的电机功率只有2000多千瓦，而我们要用的功率是7000多千瓦，最后科学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采用三台电机，采用品字型设置，把这个风洞建设起来，并且在我们的祖国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以及车辆、建筑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我们的祖国风洞试验设备能力和技术水平应该处于比较接近世界领先水平，有些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国家设计各种各样的飞机，在它论证设计阶段就要进行风洞试验，一直到这个飞机，即使首飞上天了，还需要做一些风洞试验。比如说ARJ飞机前几年就已经首飞上天了，也还需要研究一些空气动力问题，所以还要在风洞做试验研究，对它加强完善。所以风洞试验是伴随着这个飞机，从飞机总设计师提出这个构思开始，一直到它飞上蓝天，包括最后在投入营运之前都需要做风洞试验。
王勋年：我是1983年开始工作的，应该说对我们的祖国研制的主要战机或者说所有战机以及我们的祖国研究的民用飞行器，这些项目我都参与过。如果大家要看哪些战机的线周年宏大的阅兵式上，在天空上翱翔的，接受祖国和人民接受检阅的战机，我们都接受过试验。比如刚开始工作时，我就参加过“飞豹”的试验，还有歼十、枭龙、空中加油机、预警机，包括ARJ飞机，以及我们的祖国现在正在搞的大飞机工程，这些我们都参加过。
据媒体报道很多国家没有风洞这项技术也设计出了飞机，运用的是电子软件等设备，那电子软件能不能完全替代风洞呢？大型风洞在设计上有什么难度？
王勋年：据我了解，现在通过计算机软件去计算、分析这个飞行器上受到的气流作用力，应该说发展非常迅速，因为计算机的能力慢慢的变大，运算速度慢慢的变快，在飞机设计选型阶段，用计算机软件去计算起了非常大作用，甚至让有些风洞试验量减少一些。但是一个飞机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气流运动很复杂，目前来看，计算机软件算的气动力还不能完全满足飞机设计研制的要求。
所以真正要上天的飞机一定要在风洞里做很多试验，要以风洞试验里的最终数据来作为飞机上天的数据依据。仅仅是靠计算去设计飞机，我觉得目前来看还不具备这个能力，特别是对于大型飞机和载人飞机，如果搞一个小的研究型飞机或者小的无人机，能够最终靠计算去做。
计算机是靠数学模型，毕竟数学模型有很多简化，因为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所以把它用在真实的飞机设计上，用在工程上的话，如果不靠风洞试验数据去验证的话，危险还是很大的。
大型风洞的设计，我们的祖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关键技术大多数都掌握了，但是更先进的大型风洞，我们还需要突破几个关键技术。一是要保证在风洞里飞机测试的气流都要很均匀，这是设计的难点。二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要求飞机自身的噪声越来越小，由于气流，空气动力产生的噪声越来越小，所以要降低飞机的噪声，那需要把风洞里的背景噪声降下来，这个也是设计的难点。要产生很强的气流速度，噪声还要低。三是我们要实现飞机各种各样在天上飞行的姿态，这个姿态需要各种各样的支撑装置来保证它，要把这些装置设计的非常好、非常完美，这也是一个关键技术。
有人说风洞是国家的重大战略资源，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向我国封锁的技术和人才中，核排第一，空气动力就排第二，是这样吗？原因何在？
王勋年：把风洞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确实如此，美国有一个兰德公司，它发表的报告里面称，就是把风洞作为美国的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比如说大型的低速风洞、大型的高速风洞等等。为何需要把它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呢？因为航空器、航天器，包括像先进的空中武器装备，比如导弹，比如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等等，都是一定要通过风洞，通过空气动力技术去设计它、试验它，所以把空气动力技术作为仅次于核技术的关键技术，并且对其他几个国家采取限制和封锁。
王勋年：我们的祖国要发展大飞机，要发展军用飞行器，必须要有整套的，可以有效的进行试验验证的地面设施，也就是空气动力试验设施，也就是风洞。如果我们国家没有整套的风洞，包括这些试验技术、测试技术，那我们搞飞机就只有依赖国外的风洞，就必然受制于人。所以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大国，要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所以我们国家就必须要有一整套完整的国防科技试验能力。
王勋年：我从1979年考上大学的，学的就是理工科，当时叫气体动力学，实际上就是空气动力学，1983年大学毕业，到我们这个研究所，就从事空气动力试验，也就是风洞试验这个工作。应该说这门学科是属于理工科，应用大量的数学，也是经典力学的延伸，对数学好的人来说，学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毕竟空气的流动、它的现象非常丰富，你把那么多的丰富现象，都可以用很多的数学物理模型表现出来。
在试验里，我们在风洞里可以通过各种模型、各种试验，也可以通过试验把它观测到，对它进行分析。所以我从事这项工作，从个人来说还是很感兴趣的。再有，我自己觉得，这门学科，包括风洞试验技术，对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特别是有些武器装备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对于我们国家国防科技水平的提高都很有作用。所以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也是我几十年能够始终不懈怠的，一直有比较高的热情从事这项专业，去做研究这项工作。
王勋年：我第一次参加的试验项目就是这个模型，刚到研究所就安排我参加“飞豹”的试验，在专门做试验的风洞跟着大家一起做试验，还比较有意思，包括飞机模型在风洞里，比如挂个弹，或者改变一下角度等等。这是刚开始工作，但是连续干了几天以后就觉得像个工人一样，风洞停了以后，把它换一下模型，姿态变一变，然后吹风，吹完以后再进去。后来就觉得学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当时带我的组长是我的老师，虽然你干的是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你可以分析这个数据，可以观察飞机这些变化。因为它变化以后，我们测量的，飞机受到的力会发生变化，比如方向一变，我们测量的数据马上就可以反映出来，他说你可以从这里，不仅仅是在试验过程中建立很细致的、感性的认识，这个工作是基础工作，一般觉得很枯燥，但它也是很重要的。
王勋年：我觉得最困难的一次试验是在90年代中期，当时我们有一个技术，就是像这样一个战斗机，它要发射导弹，那我们要保证发射的整个过程是很安全的，比较这个导弹发射出去以后姿态要比较好，所以我们在风洞里面做试验。我们试验一种新的技术，就是用一种专业天平把导弹上的每个点的受力情况测量出来。当时做这个试验非常困难，就是这个力总是不对，这样我们就没法往下做。
我们当时在风洞里面，我记得是夏天，当时非常热，我们最终发现了是我们本身设计试验的东西出问题了，就是飞机挂的这个导弹，就是测量力的元件对温度非常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工作的30瓦的灯泡，拿灯一照，数据就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们本身试验的设备出了问题，所以那个特别困难，做了很久。
让我自己最满意的的一次试验，应该说有很多次。我觉得最满意的就是做我们的祖国空中加油机的试验，这个在1999年国庆阅兵时就已经展现在国人面前了，就是飞机上吊着一个输油管，后面飞机飞上去受油。为了保证后面飞机的安全，那要把飞机后面的气流扰动都要测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飞机翅膀后面它会有旋涡，担心这个旋涡会不会影响后面飞机的安全。比如说有很大的旋涡，肯定会受到前面飞机的影响，可能就掉下去了，或者干扰很大，对不准加油管的管嘴，操作就很困难。
所以当时做了三个月的试验，试验研究组的人一起测量了几百个侧面，最后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最后给了很完整的数据，为空中加油的安全顺利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总装驻川某基地某研究所所长于昆龙曾这样说：歼十飞机从选型、定型，到试飞成功、装备部队用了20年的时间，王勋年就陪了它20年，可以说，他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王勋年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王勋年：应该说歼十是我参加工作不久我们的祖国就立项的一个战机，1998年首飞上天，到后来定型装备部队。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有幸参与了这个战机研制过程中风洞试验的工作。从最初的，歼十在风洞里进行选型，到后来做各种各样的特种试验，比如说发动机进气流的试验，包括飞机做这种高速旋转的试验，再到飞机做大迎角的试验，这些试验应该说做了几十期几千次。
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漫长，所以我们搞风洞试验的人，也是见证了我们的祖国研发一个新型战机的历程，飞机的设计单位投入了大量人力，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搞风洞试验给他们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保证他们提出的设计构想，我们都可以通过风洞试验进行计算和测算。
王勋年：大飞机需要很优异的性能，特别是经济性要好，要舒适，噪音要小，还要安全，安全牵扯到很多跟空气动力有关的。我们的祖国搞大飞机工程，对搞风洞试验、风洞研究的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不仅是要造一个大飞机，还是要造一个先进的大飞机。对于风洞试验，涉及到很多先进技术。比如说空客、波音，飞机翅膀底下吊着几个发动机，这都是经过测算的，我们在风洞里也要进行这种研究，实际上先进的技术是能够研究发动机有进气、喷流的时候，对整个机翼的影响。
为了保证我们的祖国未来大飞机进行这种一体化设计，我们专门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和发展这样一项比较复杂的、先进的试验技术，这样一种试验技术和试验装置，我们基本上已经搞成了，可以满足我们的祖国大飞机在风洞里带上发动机的模型进行风洞试验的需要，可以把大飞机带上发动机以后所受到的气动力，一起给测算下来。
王勋年在当选为“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时曾说，“没有坚守，就没有飞翔”，这句话有什么深刻含义？他曾经有机会能够得到一份待遇十分优厚的工作，为什么放弃了而选择留在现在的岗位上？
王勋年：因为我是搞空气动力学的，是搞风洞试验的，我对这项工作很有感情，这项工作很有意义，而且自己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如果继续做这项工作，自己能做更多的事，能为我们的祖国搞飞行器、搞大飞机出上一把力。尽管也有机会到大城市去，可能做待遇更好的一份工作，但是我觉得人的价值不单单是待遇、薪水，还在于他做的事情对国家的贡献，包括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理想能不能跟国家的重大国情、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更有意义。
“没有坚守、就没有飞翔”，是我在去年当选全军“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时的一个感言。一个飞机要真正能够飞起来，首先要在我们风洞里经受各种各样的气流、各种各样的姿态，要在风洞里进行打磨和磨炼，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也是一种坚守，只有最后这个飞机打磨得非常好了，设计得非常完善了，才能最后一飞冲天。所以我个人也觉得，我们是一名科技人员，也要坚守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最终总是能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有意义的工作，能够尽自己的一点儿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人，王勋年经常让年轻人共享自己申请到的课题，让年轻人挑大梁，当课题组长，自己当顾问，手把手地传经验、教方法。在申报科技成果奖时，他常常把年轻人排在前面。他是怎么做到了淡泊名利？
王勋年：我觉得把年轻人往前台推，这是风洞试验研究能够有接力棒、能够越做越好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那个研究所也有很好的氛围和环境，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有印象，我工作不到三年，当时研究室的领导就让我负责工程组的工作，而且把一项很重要的课题交给我，让我做课题组组长负责，我当时20来岁，我的课题组成员有很多都是6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都很鼓励我、支持我，因为你们时间更长、更年轻、精力更充沛。
我现在成了“老同志”，进入中年以后，我觉得应该多为年轻人创造他们成长的环境和机会，包括让他们能够负责课题，包括有很多成果，他们确实做了很多贡献，应该把他们放在前台，我们给他们做好后盾，做好把关。
王勋年：我并不属于功成名就，只能说我是扎扎实实的根据国家和部队的需要做很多科研工作，并且做的工作有一些作用。我自己评价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实在、也很务实的人，对于名利，对于很多东西可能看的不是太重。因为我有一个人生体会，搞科研工作，工作标准要高一些，这样给自己提供压力和动力，但是对于自己的待遇、名利、生活享受，尽可能期望值低一些，这样更容易满足，不会为名利、待遇劳心费神、牵动精力。
我们的祖国大飞机工程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先进的大飞机，要把它研制出来，对我们搞空气动力学、搞风洞试验的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比如说飞机的结冰问题，这是影响飞机安全的；像飞机的气动噪声问题，这是影响乘坐的舒适性，也影响到环境条件等等。所以空气动力学跟其他学科交叉比较多，又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也让我们的研究领域更加拓展了。所以我要更努力，尽自己的能力去钻研新的学科，并且带领我的学生和科研团队，把国家和军队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