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极限飞盘（以下简称飞盘）大赛上，对手一个挥臂传盘假动作，重重的击中了zhifu的脸，把他的两颗牙碰落在地。

  在那一轮比赛中，两方各持一词—zhifu觉得这显然是犯规了，甚至还带点恶意报复；对手却坚称，zhifu在防守时离他太近了（飞盘规则禁止身体接触。防守方需与进攻方有飞盘距离），因此被误伤。

  双方成员围坐在会场中间，争执起来，为此，赛事被迫暂停，最后草草结束（zhifu后来因为掉牙+面部骨折，只能接受手术治疗）。

  区别于其他团体竞技项目，飞盘比赛没有裁判，遇到犯规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双方的当事成员需根据飞盘的精神自我裁决。

  PS：上图，世界飞盘协会在其官网上诠释了“飞盘的游戏精神”，以下是红框部分的翻译：“所有参赛者都有责任遵守规则。游戏精神的终极体现是每个参赛者都肩负起公平竞争的责任。这份精神相信所有参加比赛的参赛者都不会故意犯规，因此飞盘对犯规行为没有严厉的处罚，（一旦比赛中断）会在比赛中尽量模拟在没犯规的情况下最大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来恢复比赛。飞盘鼓励高度竞争的游戏，但绝不应牺牲参赛者之间相互尊重，遵守商定的游戏规则或比赛的基本乐趣。”

  这就决定了竞赛的双方都是运动员和裁判员。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对裁判而言，其行为不仅要受到自己所拥有的专业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约束，还要受到来自各方不同立场的影响与制约。那么，竞赛时怎样以自己带基本立场为条件，对争端回合作出公正和客观的判断？或者，当裁判一方对对方做出错误判罚时，另一方又该怎样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或分别视角偏差时，球场上纷繁复杂的话题，怎样客观，线年这场着名的比赛里，日本队球员走了步，加拿大队员指出之后，两队又重新开始了比赛

  这种对自己的需求，在主流竞技体育视野中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接近荒谬，带着乌托邦的寄托。竞技体育历来的道理就是——“目的永远证明了手段的正确性”，耽误了比赛时间、造成犯规寻有利的判罚、干扰对手的头脑、恶意犯规等，是一种普遍而光明磊落的招数。

  但是飞盘精神需要避免身体的接触，必要时随时为保护对手，连拼抢的机会都能舍弃。比赛时双方的距离不宜过长，以保持适当的体力和精力为原则。同时在竞赛时也需毫不吝惜地表扬对方，不停地激励队友。

  其实大多数运动几乎都没什么自己特有的气质，或者统称“体育精神”,“竞技精神”等等、“奥林匹克精神”等内容，一般人都不讲“篮球精神”、“足球精神”又或者“乒乓球精神”。

  唯独飞盘有着其独特的精神，并被去参加了的人奉为圭臬，似有种主动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意味在其中。

  极限飞盘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1968年，哥伦比亚高中在新泽西州枫林镇举办首场极限飞盘。当时，学校里正流行着一种叫做嬉皮文化的风潮，许多人都热衷于玩这项极限运动。这正是嬉皮士浪潮横扫全美之时，几万名青年沿着公路漂泊，他们与战争作斗争，对人生进行反思，对主流文化的批判。这场比赛也就成为了嬉皮青年表达自我的一次盛会。飞盘做为一种刚出现不久的非主流运动，就很自然的联系在一起。并在场上充当权威象征——裁判，然后遭到嬉皮士的抛弃。

  正如《》在1985年4月18日所刊，“很少有某种社会活动，甚至更少有运动，像飞盘这样承载了如此之深的文化内涵（Few activities,and fewer sports,carry the cultural baggage that Frisbee does）。”这或许就是飞盘所具有的魅力所在吧？在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中，有一首双关语义歌词“我们这儿自1969年之后就没有这种酒/精神了（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其深层背景是1969年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其背后嬉皮士文化对几代人产生了影响。

  这都是天生的，使飞盘在文化社交属性上远超竞技性。在飞盘运动中，人们不仅要享受竞技带来的快乐与激情，还要体验到一种独特而又真实的情感交流方式。半个世纪以前，那些嬉皮士热热闹闹地嬉戏着飞盘于草坪之上，也许永远不在乎胜负。

  近一年多来，飞盘运动火了起来，带入的人口众多，许多国内的业余赛事亦渐次兴起，一支以上球队参加的区域性联赛，还有一些商业性质锦标赛。其中不乏一些优秀选手和组织方，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为飞盘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与服务。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奉行飞盘精神为准则，这些赛事没有一个裁判，只有场边观察员（Game Advisor）在双方不能解决争议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从现在参加飞盘比赛者来看，绝大多数是刚开始接触飞盘一年左右的高级新手，在这些竞技运动中，也不乏足篮这样的主流运动。在这些人当中，也不乏一些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高手。他们在飞盘比赛中，常常会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运动思维与比赛方式。

  因此，业余飞盘比赛通常表现出很多同样的特征—若一方喊出含糊不清的犯规或违例，对方有变本加厉，锱铢必较的危险；双方将因一次犯规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达成协议，最终只能回盘到犯规前一回合（飞盘规则，不同于足球的红黄牌、篮球的技术犯规、橄榄球的码数判罚，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犯规成本有时会比较低）；有的会钻规则的空子，占尽便宜，如耽误比赛时间等。

  也正是在以上那一场（2012年）中，日本队员这一飞扑动作引起了对手们的强烈抗议

  分数分为5档——差（0分），不太好（1分），好（2分），很好（3分）和非常好（4分）。如果你想在最后冲刺阶段获得最高分数的话，就必须把这一级别中最好的选手都挑出来。由于比赛时产生的许多争端以及不愉快的过程，这个分数有时候很惨。

  飞盘精神一再被人们怀疑于这些混乱，缺乏罚则，使得其不能形成一个合理逻辑闭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飞盘精神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对它进行再认识。根本问题始终是—自我裁决运动，是不是人人都能用飞盘的精神老老实实的束缚住自己？

  全国很多飞盘俱乐部还都有各自的培训课。其中有不少教练员在培训过程中以“飞盘”为主题进行授课。却因自身缺乏原生文化土壤，基层教练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教学中，飞盘精神往往被普遍忽略了灌输，更看重对飞盘技战术进行说明。

  当飞盘精神缺失于赛事之后，以此为基础的自我裁决体系整体崩溃，未设裁判的比赛规则开始变得松散。

  紧接着在8月底举办了第一届北京飞盘公开赛，也许是从不久前中国飞盘联赛西安站比赛中吸取的教训，体育总局表示“北京飞盘公开赛是全国率先启用裁判员执法、有罚则的官方赛事。”

  据懒熊体育消息，北京飞盘公开赛推出足球红黄牌机制，和国际篮联五次犯离场规定。“在我们看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做法，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后果。”很多选手都表示不满意，以为违背飞盘精神。“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竞争，应该在赛程上给一些时间来磨合。”北京飞盘公开赛负责人说：“参赛的新手很多，未必完全了解规则和飞盘精神，这样安排是为了让比赛变得更公平，同时也更顺畅。”

  同样，世界上唯一的职业飞盘联赛AUDL（全美飞盘联盟）每场比赛都有4名裁判，掌握着游戏的生杀大权。在规则上规定，运动员一定要遵守所有比赛规则才能进入赛场进行激烈竞争。在罚则上也是异常严厉的，如走步等、阻挡都被认为是犯规并将受到10码处的处罚。

  怎样持续宣传这一活动，官方给了我们一个回答，那就是飞盘运动竞技化了。飞盘作为一项新兴体育项目，在我国开展时间比较短，但随着近几年国家政策和经济实力的不断的提高，飞盘慢慢的开始向更高层面发展。根据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最近发布的《2023年全民健身项目赛事活动推介招标的公告》显示，2023年，国内打算承办有关飞盘的国际级活动、国家级赛事7项。

  在飞盘头部比赛日益增多的今天，怎样成熟的经营，搞好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构建赛事IP，还会是个大考。“要想把比赛做得更好，必须拥有一批好裁判，这样才可以保证赛程有序进行。”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开办了首期飞盘全国裁判培训班，有123人通过考核。很明显，这是正式为本年度后续众多赛事储备了人才。

  飞盘精神决非伪命题，它的出现，使这一运动富有了特有的魅力。作为一种竞技体育项目，飞盘运动需要更加多的人去参加了，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所在。但是竞技场中，运动员不应该有顾虑，必须放手，全力以赴，裁判的出现，却不失为保持与贯彻飞盘精神之最佳途径。